王秀杰，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代表，全国青联常委，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心主任

王秀杰（左二）和学生们

王秀杰（右一）和科研团队

　　你知道生物3D打印技术吗？就是利用3D打印机将含有细胞和生物材料的“墨水”打印出特定的形状结构，是最有希望实现在体外制造人类器官的新兴技术之一。然而，目前的生物3D打印技术尚不能制造具有生理功能并且长期存活的复杂器官，这也是生物3D打印技术发展的一个瓶颈。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简称“遗传发育所”）的王秀杰研究员团队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王昌凌教授团队、清华大学刘永进教授团队联合攻关，今年在生物材料领域顶级期刊《生物活性材料》发表了题为《支持自然细胞功能保存和心脏组织构建的多轴机器人生物打印系统》的论文，提出一种基于六轴机器人并且不依赖于生物材料固化的细胞打印新策略，从而实现了全角度细胞打印和打印后细胞的长期存活。这一全新生物打印体系突破了传统生物3D打印技术的平层打印局限，为复杂组织器官的体外制造提供了一种更加可行的解决方案，获得了3D打印领域知名国际奖项。

　　王秀杰于2004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加入遗传发育所，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她2007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美国杜邦公司青年科学家奖；2013年成为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获得第十七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15年当选“全国五一巾帼标兵”；2019年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是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代表。

　　作为遗传发育所党委委员和分子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王秀杰不断创新党建工作，以党建促科研，所在支部入选中央和国家机关“四强”党支部。王秀杰说：“党员的身份就像陪伴一生的正直朋友，是漫漫人生中帮我们抵制诱惑、避免犯错的约束，也是使我们超越自我、不断进步的鞭策。”

　　学成回国，发挥更大潜力

　　王秀杰1977年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市。1994年，17岁的她以630分的成绩成为绥化市高考理科状元，考入南开大学生物系。在当年南开大学的校庆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讲道：“做学问要到最好的地方，跟最优秀的人学习。”这句话给年轻的王秀杰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大学里，王秀杰一如既往勤奋刻苦。大学二年级，刚满18岁的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8年，她获得全系唯一的保送名额，到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生物化学专业硕士学位。在这里，她几乎每天早上9点去实验室工作至19点，继续学习英语直到次日凌晨两点。

　　年轻的王秀杰每走一步都脚踏实地，坚定有力。2000年，她顺利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录取通知书，攻读生物信息学方向博士学位。这所大学建于1901年，是全世界生物领域顶级的研究中心之一，从这里走出过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王秀杰的录取通知书中，校方写道：“祝贺你成为我们从中国大陆直接招收的第一名学生。”

　　2004年，王秀杰获得博士学位后，便考虑回国发展。她坦言：“如果留在美国，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自己的未来，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不变的，曼哈顿的一栋大楼从我去时开始建，到我毕业还没建好。而国内的发展日新月异，回国后我们能发挥出更大潜力，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我们有着更大吸引力。”

　　回想当初申请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时，面试王秀杰的是著名植物分子生物学专家、中科院外籍院士蔡南海教授。“蔡教授问我读完博士有什么打算，我说，我很想回中国。”

　　蔡南海教授是新加坡华人，虽然从爷爷辈就扎根新加坡，但他一直心系中国科研事业。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科研条件和技术相比于国外还很落后，蔡南海教授到遗传发育所参加植物分子生物学讲习班，普及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这次讲习班的合影一直摆在他的办公室。

　　“当他拿着这张黑白照片给我看时，我很感动。原来，很多有崇高理想、远大追求的人就在我们身边。我想，一位新加坡华人都能为中国做这些事，我们中国人更应该回来工作，报效祖国。”王秀杰说。

　　潜心科研，辛苦并快乐着

　　收到中科院的聘用通知不久，王秀杰就成了大家口中“27岁的女科学家”、“最年轻的博导”，随之而来的还有诸多质疑。谈起往事，她平静地说：“我很意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但这些质疑都很正常。”同时，她对中科院、研究所，对领导和同事也一直心存感激，“没有他们对我的认可和支持，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时至今日，对团队、对集体、对党和国家的大爱，一直支撑着她不断前进。

　　2004年年底，王秀杰举家回国。一切从零开始，购买设备、调试程序、申请课题……那段时间，她把父母从老家接到北京，帮忙照顾女儿，她则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的工作上。同时，她还带了三名博士生和一名客座学生。

　　有一次，王秀杰的团队需要赶时间完成一个项目，她每天高强度工作，仅有三四个小时休息。由于之前答应了邀约，百忙之中她还去了一次韩国。“去韩国前，我赶着写文章整晚都没睡，早晨简单收拾一下就去机场，在韩国跟教授谈完事情，马上又坐飞机回来，一头扎进实验室继续工作。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其实，王秀杰平日里每天睡眠时间也不到6个小时，并且随时准备投入到工作中。忙碌的工作状态让她想起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在她的印象里，女导师永远敞开办公室的门，每一分钟都在紧张工作，经常拉着行李箱嘱咐几句就匆匆离开，而对每位学生的课题进展却记得细致、清楚。

　　那时的王秀杰很诧异，导师如何完成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但现在的她明白了，这就是“在其位必谋其政”，“我要对课题组的发展、对学生的前途负责，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给的科研经费，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做了，而且浑身充满无穷的力量”。

　　“科研最大的吸引力在辛苦探索、不断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走科研这条路，不管是学生，还是研究团队带头人，都非常辛苦，但是取得原始创新发现的乐趣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的魅力，是其他行业所不能比的。”王秀杰说，“做科研就是辛苦并快乐着。”

　　现在，王秀杰的女儿已经在读大学，每当提到女儿的成长，她在骄傲的同时还有些许内疚。“女儿上小学前最黏姥姥，我出差时她从来不吵不闹。上小学后，女儿完全由我和丈夫两个人照顾，但我其实也很少陪她，一般我在电脑前忙工作，她则一个人乖巧地在客厅玩。”

　　由于工作繁忙，王秀杰无法把更多时间留给女儿，但是一直以来她都坚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女儿睡前给她读书，等女儿甜甜睡去，她才又回到电脑前继续工作。为了工作、家庭，她牺牲了自己所有娱乐时间，“我上学时爱看小说，现在除了专业文献，几乎没时间看其他书了。”王秀杰停顿了一下说，“其实，女性想要在科研上取得与男性同样的成绩，要付出更多。”

　　以身作则，建创新型科研团队

　　王秀杰看起来文静柔弱，对待工作却异常严格。作为导师，她选择学生首先看人品和个性，其次才是专业背景。她直言：“我对学生还是比较‘挑剔’的，我希望他们能有创新精神和开阔的胸怀，乐于助人，而不是总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挑剔”还表现在科研上。“王老师会觉得你做一个课题就要对这个领域有贡献，要努力取得新发现、开辟新方向，不能别人搬一块砖，你也照着搬一块砖，这样的重复没有太大意义。”学生们如是说。而学生们在提交重要报告前，都会主动请别人帮忙检查，因为即使资料中有微小错误，王老师都能敏锐地发现。在学生看来，凌晨三点收到王老师的邮件也是件平常的事。

　　王秀杰经常告诉学生，“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一定要追着我问明白”，这也是她从亲身经历中总结的经验。在美国读博期间，第一次轮转实验室，王秀杰来到一个小实验室，只有一名导师和一名博士后。有一次，她表达了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两人并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只说“no comment”，礼貌委婉地表示不赞成。但是，初来乍到的她没有体会出“no comment”包含的否定意思。于是，她就去试试，直到发现别人并不满意她的工作，她才恍然大悟。“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很重要，不然会浪费很多时间。”她坦率地说。

　　在生活中，王秀杰对学生就像家长一样体贴、细心。有一次，学生们要去美国参加一个会议，临行前她拿出一张地图，给学生们讲解当地风土人情，特别叮嘱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并告诉学生们路线怎么走、如何换乘、怎么找住的地方……

　　2010年，王秀杰因病手术，医生要她休息两个月，但因为科研任务急迫，半个月后她就回到了实验室，以至于伤口断断续续疼了一年多。她说：“老师要以身作则，尊重、平等、进取是我想给学生们营造的氛围，这样的团队才会越来越有凝聚力和创造力。”

　　在2010年以前，王秀杰的研究领域仅限于植物。经过这场病，她开始反思人类对健康的迫切需求，也使她更加明确科学研究争分夺秒的紧迫性。

　　2015年2月，为适应新的改革形势和发展要求，中科院对办院方针进行了调整，确定了“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新方针，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这更坚定了王秀杰的决心，也加强了其团队的使命感。她说：“有趣的问题很多，但是在一个人最宝贵的年纪，将大把的青春放在科研上，就一定要思考课题的创新性与重要性，是否值得投入。”

　　王秀杰表示，当代青年科学家赶上了很好的时代，而这些青年科学家们正在培养的学生们是真正的“强国一代”，是未来创新的主力军。然而，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她发现，现在的学生们可以非常出色地完成指定任务，但是难以提出自己的创新性想法。面对这种情况，她呼吁社会应该形成合力，在基础教育阶段不要过于注重分数，不要束缚孩子们的创造力，尽力培养符合创新发展需要的人才。

　　打牢地基，做有价值的原创性成果

　　2013年5月4日，王秀杰作为全国优秀青年代表，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与各界优秀青年代表的座谈会。会上，她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国家能够继续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从机制体制上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保障。

　　王秀杰记得在南开大学做本科毕业论文的情景。当时，她的实验需要用氯化钙自制一种感受态细胞，一个学期下来，她都没做出几个。后来到了香港科技大学，她却发现用同样的方法成功率非常高，得到的细胞状态非常好，以至整个实验室后来都用她做的细胞。这让王秀杰困惑，为什么在内地做不出来，在这里做得这么好呢？一位同样来自内地的师兄告诉她“奥秘”所在：这里用的是进口试剂，大陆用的是国产试剂。

　　“到2004年我回国时，这种差距就不明显了。随着近年来国家在科技上投入的不断增大，从硬件上，我们完全不输国外中等规模以上的研究机构，甚至在某些领域，我们的设施在国际上也是最好的。”王秀杰说。

　　然而，国内科研条件的不断改善也带来了一些人的急躁情绪，有人对基础科学研究提出批评：国家投入了那么多经费，研究了那么久，为什么没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基础科学研究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研究周期长。”王秀杰解释道，“比如2001年，科学家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时，曾经期望十年后破解人类细胞调节的机制。但到现在，21年过去了，我们能够解释清楚的基因功能与生命现象仍然非常少，并且发现了更多更复杂的调控现象。”

　　2015年3月，《细胞—干细胞》杂志的封面颇具中国风，单链的RNA“长城”上布满了一个个“烽火台”，它们显示的是甲基化修饰所在的位置。这是来自三个中国研究组的工作，也是科学家第一次揭示miRNA在调控mRNA m6A甲基化修饰方面的全新功能与作用。RNA m6A甲基化是修饰生物体表观遗传特征的途径之一，在调控生物的生长发育、疾病发生等方面均发挥重要功能。

　　王秀杰是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之一，她介绍，该成果揭示了RNA m6A甲基化形成的位点选择性机制，在拓展miRNA的新功能和发现新的细胞重编程调控因素方面具有引领作用。

　　科学发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的两年，王秀杰与合作者们带领学生艰苦攻关，几乎全年无休。文章发表当天，她在朋友圈写道：“终于把中国的长城符号带到干细胞领域顶级杂志的封面了！这应该是个开辟新领域的成果，两年多的辛苦与煎熬，终于有了回报！”

　　“有句话叫‘万丈高楼平地起’，实际不准确，因为在平地上盖房子很容易倒，一定要打地基，楼越高，地基就要越深。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地基和楼房，我们平常虽然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地基，但它是建高楼所必需的。我们国家基础研究的底子还很薄，基础研究这个地基打得越宽广、越深厚、越扎实，我们创新型国家的大厦才会建得越坚实、越宏伟。”王秀杰直言，“现在，国家对基础研究非常重视，也对科技创新寄予厚望。我还要更加努力，做出更多有价值的原创性成果，为我国早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